遺忘是歷史最大的敵人。走過四十年，台灣第一名校的校園裡，因在極權政體追求民主自由而魂斷於此的陳文成教授，終於在四十年後建起一座以他為名的紀念廣場與紀念碑。
但校方對一個以紀念「抗暴」為名的廣場，拒絕在現場詮釋歷史。年初擋下「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的題字，稱「國家暴力」有待商討；雖在六月的校務會議提案提案或通過，但說明陳文成事件的說明牌卻被擋下，反對的理由包括「太政治化」、「太激進」，甚至有不需要設說明牌「自己GOOGLE」就好的聲音。
放眼世界由威權走入民主的政體，台灣的「拒絕遺忘」進行得何其備受質疑？傳遞知識的校園成為黨國幽靈的寄宿處，何其悲哀。
同樣是對極權政體殺人的反省，德國慕尼黑大學的顯眼處有一座「索爾兄妹廣場」與紀念碑。紀念的漢斯・索爾與蘇菲・索爾兄妹 ，生命短暫，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教授頭銜、沒有學術貢獻，為二戰時期參與反納粹組織「白玫瑰」的慕尼黑大學學生。
在納粹的暴政下，他們因在校園內匿名發送反納粹的傳單，被秘密警察抓捕判處死刑。戰後，為紀念為自由奉獻的年輕人、該校的校友，慕尼黑大學在事件發生地立碑，彰顯該校的驕傲與偉大精神，並成為大學年度例行大事。在德國不僅慕尼黑，許多大學也會同步紀念索爾兄妹的事蹟，白玫瑰成為了德國人心中對抗暴政的代表。
促轉會去年公布的陳文成案調查報告已經指出「他殺可能性較高」。並在今年建議檢方重啟調查，相關調查工作也顯示，「國家監控海外台獨運動」及「國民黨持有陳文成及黑名單檔案」。
如果這樣的事實，都無法消除台大校方認為陳文成案「政治化」的疑慮，陳文成就只是一位「經警備總部約談後，陳屍台大研究圖書館旁」的校友，對比慕尼黑大學面對暴行的態度，作為台灣人悲哀莫名。
漢斯・索爾在一份白玫瑰宣傳單寫下這段文字：
「對一個文明的民族來說，不抵抗就任由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受黑暗的動機驅動的統治集團統治是最可恥的。」
台灣漸進式的民主化讓威權得以寄宿在體制內，包括校園。抵抗的緣由，必須從正視威權統治者過去黑暗、暴虐的行為開始，沒有對暴政的記憶，躲在陰暗角落的威權幽靈隨時將吞噬我們。
台灣基進聲援陳文成廣場說明牌的設立，更支持陳文成紀念日必須作為大學乃至國家反省國家暴力重要的日子。歷史傷痕需要以轉型正義進行修復，而非鄉愿的原諒。迴避加害者與遺忘歷史的轉型正義，不是轉型正義。陳文成案還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