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顏銘緯
一、
「夢想著或許有這麼一天而燃起的希望之星火
河床上的小石頭們 他們
祇是那麼靜靜地吶喊著」 ──錦連
二、
葉石濤與鍾肇政曾在1965年的通信當中寫道：「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作家只能算是使徒，#我們為後來者鋪路。」也許，扣連著詩人錦連所說，他們都成為了那靜靜吶喊著的、鋪路的小石頭們。
但實際上，他們是 #台灣國族文學的舵手，他們使我們（後來者）有一片可以仰望的天空，那片不一定是最美但卻是屬於台灣的文學天空。這是他們為我們掙來的：「我願意深信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爭得那一塊文學的天空。」鍾肇政在1989年談及葉石濤時說到。
然而，為了爭取這片天空所付出的奮鬥和經歷的黑暗，是超出我們想像的。如同台灣獨立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之一與台文研究的先行者王育德前輩說，必須先跨過聳立在台灣文學前的兩大障礙：「語言障礙」和「政治障礙」（註一）。
三、
語言和政治的障礙，分別深刻的烙印在兩人的生命經驗中（註二）。戰後中華民國的殖民單語文化政策（敵視日語、獨尊華語），使台灣作家被迫擱筆面臨近乎失語的困境、被迫經歷一段重新學習ㄅㄆㄇㄈ「跨語」痛苦的過程。成為巫永福詩下那隻失去言語棲居的巢穴，又「被太陽燒焦了舌尖」的「遺忘語言的鳥」。
這些個人的生命經驗，是整代戰後初期台灣作家的集體命運（註三）。不過，鍾肇政之所以可稱為台灣國族文學的締造者、踏過荊棘之路的使徒，是因為他深知：在文學場域抵抗新殖民者的霸權，是一場 #集體的戰鬥。
他要帶領台灣作家一起跨越語言和政治障礙的兩座大山，迎向一個 #可及並屬於台灣人集體的文學天地。這不只要埋頭苦心創作，也必須要從評論編輯、翻譯引介、組織出版拉起團結的文學陣地。他更以始終不懈地熱情，鼓舞那些被迫繳械的跨語作家和新生代創作者，拿起戰鬥的武器──#作家手中的那隻筆，勇敢地書寫並抵抗吧！
我們可從以下三個身份瞥見鍾肇政的苦心與灼見，以作為記憶他的一種方式。
四、
#平反者：接住那些垂直墜落的跨語巨星，讓他們重新閃耀並為世人所見。戰前台灣作家以極成熟的日語造詣攀上創作顛峰（註四）。然而一切在戰後嘎然而止。這些跨語作家集體墜落的命運，來自中華民國遷佔台灣的雙重文化殖民壓迫：訴諸反共八股的戰鬥文學、敵視日語的華語霸權政策。這些作家們雖然常相互自嘲是「退稿專家」，但失去語言就是就是失去存有之家，是精神上和生計上的黑暗與痛苦（註五），而鍾肇政把他們一一接住了。
他首先以《文友通訊》聯繫串起這些跨語作家，並以翻譯讓這些作家的經典巨作重新出土（如張文環的〈閹雞〉和〈夜猿〉、龍瑛宗的〈紅塵〉等），再以評論的方式重新定位這些作品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和精神史上的軌跡。
在戰後1965年由鍾肇政主編破繭而出的十冊《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最具標誌性。而由葉石濤擔任總編輯、鍾肇政出任日文譯作總負責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1979）以及由鍾擔任總召集人的 #前衛出版社《台灣作家全集》（1993） 皆是一串串集結台灣作家們珍貴的星叢、一株完熟的果實。
這些使徒巨大的勞作，使以被殖民者語言閱讀的後來者（我們）得以初識：原來早已有作家書寫過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掙扎、奮鬥反抗的寫實鄉土，而不是黃春明那種歸屬中國、附庸收編的鄉土；也使我們得以回溯，原來屬於「#台灣近代自我的文學原型」（吳叡人語），不是在戰後耽溺於現代主義表現形式而抽離社會現實的《現代文學》，而是那位身在龍瑛宗筆下植有木瓜樹小鎮的、因為民族解放全面敗北，而意外誕生的現代主體（註六）。以被殖民者的語言（轉譯成華文），揭露一個被殖民者擦去的、文學起源的火種。
五、#串連者：有意識地組織串連起作家，擴大台灣文學的陣地，完成文學「台灣國家隊」的部署。台灣國族文學的鑄造，是必須要歷經「去中國化」和「再民族化」兩階段過程（蕭阿勤語）。
80年代前後期正好見證這兩階段的蛻變，伴隨著美麗島事件以降的黨外運動和新國家運動，台灣國族主義的文學論述雛形漸趨完整。也就是說在跨過語言的障礙後，勢必要再整裝待發共同移除政治上的障礙，要把過去被中國霸權視為工農兵文學（余光中語）、邊疆文學（詹宏志語）、在台灣的中國文學（陳映真語），從附庸中國大陸偏僻的「鄉土」解放出來，重新根植於「本土」，並再鍛造出以台灣土地歷史記憶為邊界、只能歸屬於世界的文學「國土」。
而葉鍾兩人即擔任實踐這份文學國族工程，完全不同但又分工互補的使徒角色：#葉石濤是奮勇的介入者，是評論家和規劃家；#鍾肇政則是靜觀的提燈者，是大河小說家和串連家。對比葉石濤作為鄉土文學論戰的介入者，根據鍾自身的說法，他採取完全旁觀的態度，雖然會時常關心但這場論戰與他追求更純粹的文學信仰不符（註七）。然而，他心中只有「台灣文學」四個字，在美麗島事件和文學論戰的衝擊後，他也在另處說到「原來存在於我心中的執念，──一個台灣文學主義者的思念和嚮往，被那場論戰具體化、理論化了、也被凝固了。」（註八）
對於鍾肇政而言，台灣國族文學要從自身不撓的長篇大河小說書寫（註九）和不懈的組織串連工作完成：前者是台灣文學身世的歷史縱深建構；後者是台灣國族文學橫向共時的集體推展。鍾除了接下吳濁流的《台灣文藝》維繫台灣小說創作最重要的發表陣地並擴大成三倍編排外，更努力從邊緣挺進中心，接下《民眾日報》副刊主編。而後雖因政治監視不久即退下，但他明確說過：「我要利用這個園地，擴大台灣文學的版圖，培養新進本土作家。」
六、
#先行者：在文學界極早倡議 #將母語視作台灣文學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中華民國遷佔者政權，以新殖民者單語主義的壓迫政策敵視日語、獨尊華語外，更掃蕩所有台灣的本土語言。「中國國語運動」將一切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貶成「方言」，也就是說只有北京話的「國語」才有資格被稱作為語言，其他本土語言都是不入流，甚至該在生活中被消失、監禁起來的話語。最直接的受難者正是台灣作家們，他們除了在經濟上失業，更在精神上流浪。
小說是以文字展現人與世界的藝術，無論抽象或具體，當小說家的言語無法精確描述世界的豐富性、捕捉母語在生活的微妙性時，便是與世界失聯斷訊。鍾肇政是最早展現這份灼見的人，鍾在1950年代末期的《文友通訊》第四期，題為〈關於台灣方言之我見〉中具體談到：「方言在文學中的地位是不可一筆抹煞的，外國文學作品中所佔的份量可為例證。…因此，我們不必以台島地峽人少為苦，問題在於我們肯不肯花心血來提煉台語，化粗糙為精緻，以便運用。」
「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而這特色──方言應為其重要的一環──唯賴我們的努力、研究，方能建立。」（註十）
七、
「我所碰到的人
那些人 你們知道嗎？
那些人的過去、未來、理想與苦悶
跟讓人感動的奮鬥 你們知道嗎？
雖然他們跟我們沒有緣分，也沒有因故的人」 ──錦連
八、
我們知道使徒令人感動的奮鬥嗎？在這些該當被寫入教科書的集體記憶還沒入冊前，在這個類殖民的中華民國政權尚未被終結前，一個台灣國族還沒有完整。
然而，回到使徒的隱喻，使我們不禁聯想到希臘神話中帶翅的傳訊者、信使荷米斯。據說荷米斯的那對翅膀（angel），源自由古希伯來文傳入古希臘文的「信使、使徒」（希臘文：ángelos, 法文：messager）。如今，已離我們遠去的鍾肇政前輩，作為台灣文學的使徒，將要為我們捎來什麼訊息呢？這個我們好像依稀知道答案的問題，也是不是跟在遠方的Nylon鄭南榕所說的「#剩下的事就是你們的事了」一樣，留有開放但卻明確的線索。
這些線索，即是使徒走過留下的實踐道路和精神軌跡，鍾肇政知道，他首先必須 #為跨語作家平反，再 #串連起台灣作家，然後 #在被殖民的土地上開拓出反殖民的沃土，他是園丁也是接生者，連接起台灣人自己的文學火種。他也知道這個新興的台灣國族一定會有一群後來者，而後來者將會在使徒們所掙來的天空下，繼續創作、夢想和鋪路。
一個國族，正如鍾肇政，是竭力、犧牲、奉獻的慢慢過往所形成的結果（改自Ernest Renan）。
附註：
註一：蕭阿勤著，《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125。
註二：戰前他們都是已經熟稔以日文創作、言說、思考的作家。他們在當時得以以日語輻射吸允廣闊的世界文學名著，是真的文藝青年：葉在早熟的18歲即發表第一篇短篇，鍾在當日本兵時，讀的是法國盧梭、蘇格蘭司各特、波蘭的軒克維奇及舊俄文學。葉石濤的政治障礙，顯現在使徒間的那封通信（1965年），葉正好在這年重返文壇。他因為白色恐怖入獄三年、封筆十年。而對鍾肇政而言，政治恐怖是「精神上的壓力」，他因為當時接手民眾日報副刊主任不久，就被新聞局長「請吃飯」。三年前離去的鄭清文談到有一次當兵放假時，跑去找窩在電影院看電影的鍾肇政，他看見鄭清文的穿著好像也怕了一下（參自〈鍾肇政其人其事：電訪鄭清文、鍾鐵民、鍾肇政〉）。
註三：鍾肇政寫給詩人李敏勇新書的讀後雜感，「作為一個台灣的文學者，必須在坎坷的路途上顛顛躓躓地移步，這幾乎是已成了他們共通的命運。」
註四：在詩作上的實驗，我們想起日曜日式散步者裡的風車詩社；而小說上的成就，我們熟知楊逵〈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二獎（一獎從缺），以及龍瑛宗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得日本文藝雜誌《改造》佳作。然而，這實際上，應視為日本殖民單語同化政策下，壓制馴服的另類成果（參同註六，頁150-151）。
註五：文壇巨星龍瑛宗在戰後，被語言困擾三十多年，初期在職場擔任銀行科長時無法順利批改公文、報告業務（參自周芬伶著《龍瑛宗傳》第七章）。作家陳火泉必須在38歲時開始重頭學習中文「於是，我把日文束之高閣，在日常生活裡絕對不說日語，以避免「牠」的糾纏。」（參自余昭玟著《從邊緣發聲──台灣五、六0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頁10）鍾肇政、張文環、柯旗化仍未能完全擺脫日文思考的創作（《台灣監獄島》是以日文寫成的）。李榮春因此在腳踏車店擦腳踏車等等（參鍾肇政撰〈悼老友榮春〉）。
註六：參吳叡人著，〈另一個「閉塞時代」的精神史：龍瑛宗台灣戰前小說中殖民主體形成〉，收錄於《中心到邊陲的重軌與分軌：日本帝國與台灣文學.文化研究》，頁152。
註七：參見〈鍾肇政其人其事：電訪鄭清文、鍾鐵民、鍾肇政〉
註八：蕭阿勤著，《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192。
註九：「大河小說」是出自法語文學的概念首次由葉石濤引入：「凡事能夠得上稱為『大河小說』（Roman-Fleuve）的長篇小說，必須以整個人類的命運為及其小說的觀點」摘自葉石濤〈鍾肇政論〉。吳濁流的三部曲、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都能稱之為台灣國族的大河小說。
註十：戴華萱著，《臺灣五O年代小說家的成長書寫（1950-1969）》，頁195。